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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大众化需要做哪些相应的政策调整
发表时间:2007年11月07日 编辑:pjb

●高等教育大众化得有一种新的质量观,不能再用一个传统标准来衡量所有学生,否则得出的结论就不客观、不科学。

  ●扩招的主体不应该放在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应该放在地方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避免大众教育冲击精英教育。

  ●高职高专区别于传统,是一种新的办学类型,不是一种层次划分,也能培养出高级的专门技术人才。

  ●应该加大针对高职高专的投入力度,调整政策,促进它们发展,使他们成为大众化的主力军。

  ●高职高专的投入主体应该是地方和民间,与企业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有关,所以应该发挥他们的主动性。

  我国高等教育经过这几年的快速发展,规模已经居世界第一位,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随着快速的发展,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似乎越来越多。怎样来看待这些问题呢?我们请我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家潘懋元先生谈谈他对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问题的看法及他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政策建议。

  记者:潘老您好,我们大家都知道您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否对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问题做一个点评?

  潘懋元:做这样的一个点评需要回顾一下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本背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提法一直未能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但学术界一直主张高等教育应该有一个较大发展,达到国际公认的大众化阶段。但到199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高等教育突然大扩招,当年普通高等学校扩招的幅度达到了47%。可以说,教育界对这个速度是准备不足的,包括心理上和教育资源设备上,以致学校处于被动。所以扩招开始后,高等教育资源全面紧张,人均资源配备状况明显下降,也带来了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

  记者:潘老,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说现在高等教育质量普遍下降,该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潘懋元:首先得承认这种说法有一定所指。如果就生均资源状况而言确实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如果笼统地说下降则不科学。高等教育大众化得有一种新的质量观,这就是我首先提出的多样化质量观,就是说不能再用一个传统标准来衡量所有学生,否则得出的结论就不客观、不科学。同时我也提出要关注在大众高等教育时代的精英教育。我认为扩招的主体不应该放在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应该是放在地方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避免大众教育冲击精英教育。

  记者:潘老,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说高职高专是质次价高的教育,这种说法有什么问题?

  潘懋元:“价高”是事实。从高职所需要的实习实训设备以及“双师型”的培训来说,所应投入不比一般普通文科院校投入低,此其一;其二,为了鼓励普通院校办高职,教育主管部门允许高职生收费高于本科生。可惜前者并未实现,所以社会所说的“价高”是收费高。至于“质次”,则要做具体分析,许多高职院校是“三改一补”转制或新办的,现在还存在设备、师资不足和办学经验不足问题。更重要的是认识不到位。高职高专应该作为一种职业性的高等教育体系,区别于传统的学术性的高等教育体系,这是一种新的办学类型,不是一种层次划分,高职高专对质量的要求并不低,也能培养出高级的专门技术人才。这类教育对实用知识技能和职业素质要求都很高,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上高级技工与技术员高薪难寻。当然投入不足是这类教育的突出问题,现在这类学校的实训场所普遍不足,实际操作能力培养不足,自然影响到了质量。另外师资队伍素质也是一个很大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一个观念问题。在招生中把它放在最后一批录取,使它招收不到好的生源,也影响了它的质量。所以针对高职高专问题应该综合来看,应该加大投入力度,调整政策,促进它们发展,使他们成为大众化的主力军。

  记者:潘老,谈到加大高职高专投入问题,谁应该作为高职高专的投资主体呢?

  潘懋元:高职高专的投入主体应该是地方和民间,因为高职高专与地方经济建设密切相关,与企业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有关,所以应该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国家应该进行政策性鼓励和引导,包括举办示范性的职业技术学院,但国家的主要精力是办好面向全国的大学。职业技术院校需要与产业紧密结合,地方和企业更有优势。但一个关键问题是不能把技术教育看成是低层次的教育,这样会影响投资者的积极性和社会对它的认可。

  记者:潘老,现在社会对毕业生就业问题非常关注,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潘懋元: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就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人口众多,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还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大众化能否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毕业生能否较充分地就业。就业问题在扩招之前就已经存在,当时主要是结构性失业和选择性失业问题。扩招后问题就更突出了,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对此,我在大扩招之前的1995至1996年间,就提出两条原则性意见:一条叫“适度超前发展(增长)”,一条叫“适销对路”。前一条指的是发展(增长)速度要适度,1997之前太慢,1999年之后太快,都缺乏“度”的掌握。那么,“度”如何掌握?这是一个复杂问题,它关系到经济、政治、文化以及高教自身的发展逻辑。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作用是最重要的,而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是GNP。假如以GNP为指标,则高校的增长率近年来应该为8%左右。为什么要适度“超前”,是因为人才培养有一个周期性,其所培养的人才有滞后性,所以扩招要稍为超前一点。至于“适销对路”,指的是面向市场经济,必须了解人才市场对人才的质量需求。高职高专必须针对市场需求进行培养规格设计。传统的本科教育也存在脱离实际需求问题,也需要调整培养方案,适应社会对人才规格要求的变化。

  记者:潘老,还有一个问题,据说您是主张大众化应以外延型发展即以举办民间性质的新学校为主,能否解释一下?

  潘懋元:这也有一个背景。过去经常认为我们的高校校均规模小,办学规模效益不高,所以提出了要提高规模效益,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扩招以来,我国高校校均规模已经很大了,全国高校的校均人数2003年已达7000多,其中本科生校均达9000多,还没有包括成人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的培训班。比美国的校均3000多,日本的校均2000多,已多得多了。所以再提走内涵型发展就不适合了,必须在内涵和外延发展并重的前提下走以外延发展为主的道路,就是举办新学校,这样也能够鼓励新学校办出新的模式,创造出新的办学类型。新学校的办学主体主要是民间,因为他们有这方面的积极性,有筹措经费方面的能力,国家办就很难突破传统的框框。同时,多样化办学有利于丰富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内涵,真正能够实现多样化质量观,避免千人一面现象。

  记者:潘老,最后您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有什么样的建议?

  潘懋元:当前高等教育规模基数已经非常大了,而且各地扩充高等教育规模的驱动力仍然非常大,根据适度超前发展原则,应该基本稳定高等教育的规模,而将发展的主导力量转向质量提高上来,转向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与市场要求相适应上来,这样高等教育发展才能比较健康、和谐和持久。

  记者:谢谢潘老。

更新时间:200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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